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旧京岁时记——治所流变(下)

(2015-02-15 23:56:36)

      旧京岁时记——治所流变(下)

 

数十年后,蒙元太祖成吉思汗于漠北起事,建大蒙古国。太祖十年(1215),成吉思汗率大军攻占金中都,遂改置燕京路。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前,曾命近臣刘秉忠于桓州东滦水北之龙岗(今锡林郭勒盟正蓝旗)建城郭,名开平府。世祖中统元年(1260)忽必烈在此登基即位,改开平为上都。世祖至元元年(1264),中书省有大臣谏言:“开平府阙庭所在,加号上京,燕京分立省部,亦乞正名。”(《元史.地理志一》)世祖遂改燕京为中都。至元四年(1267)忽必烈命刘秉忠于金中都之外另行选址筑建新城以备迁都。至元八年(1271),世祖定国号大元,次年改金中都为(元)大都。当时忽必烈曾问刘秉忠:“今之定都为上都、大都耳,何处最佳?”刘秉忠答:“上都国祚短,民风淳;大都国祚长,民风淫。”遂定都燕之计。(参《天府广记》)蒙人又称大都为“汗八里”,意即“汗城”。大都建成后,世祖诏谕原金中都内民户迁入新城。迁居以富贵之家优先。世祖至元二十一年(1284)改大兴府为大都路总管府,大兴府降格县治,与宛平县同为大都首邑。

明洪武元年(1368)八月初二日,大将徐达率军攻克元大都。太祖朱元璋即颁诏将元大都改置北平府,隶属山东行中书省。太祖问廷臣:“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虏,比南京如何?”翰林院修撰鲍频答:“胡主起自沙漠,立国在燕,及是百年,地气已尽。南京兴王之地,不必改图。”(明蒋一葵《长安客话》)朱元璋遂定都南京。次年,朝廷置北平行省辖北平府。明永乐元年(1403)二月,北平府易名顺天府,北平行省改称北京行在。大兴、宛平两县为顺天府首邑。同年八月成祖朱棣谕旨,令南直隶苏州等十郡、浙江等九郡富裕户民迁徙北京。此前,太祖朱元璋建都金陵时,即命工部循汉高祖迁天下豪富于关中古制,选天下五千三百户富民迁徙于南京。永乐十九年(1421)成祖命礼部将北京正名为京师,不再称行在。明朝遂迁都北京。

清顺治元年(1644)定都京师,因仍明代顺天府治。

民国元年(1912)中华民国定都北京,顺天府改称京兆。前文述及金元明三朝定都时,金海陵王完颜亮、元世祖忽必烈、明太祖朱元璋都曾征询过臣属意见后而定。民国政府定都北京则颇有周折。现今主流观点认为,民国元年(1912)二月二十九日,袁世凯为了不去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,暗中策动北洋军曹锟第三镇在北京发动兵变。袁世凯遂以此迫使孙中山及南京参议院同意他在北京就职,并定都北京。“北京兵变”事涉民元定都,笔者引述几例不同说法,存此权作参考。

1、张一麐《古红梅阁笔记》:“当南京政府之议决请袁项城南迁践位也,时则专使蔡元培、宋教仁入京就馆,某公子者素选事召各镇中下级军官开会密议,决议以兵入东华门夺清帝位,效黄袍加身故事。是时禁卫军为冯国璋所统,不与谋,故火焚东华门,禁卫军抵御不能入,兵无所泄,遂大掠东西二城及于天津(此事有某君告余,暂隐其名)。”

张一麐又作张一麟,清末特科进士。民国后历任袁世凯大总统府秘书长、政事堂机要局长。因反对袁世凯帝制改任教育总长,后辞职出京。章太炎曾把张一麐与蔡锷、梁启超并列为导致洪宪帝制失败的三个关键人物。张一麐以上说法于民国十一年(1922)以《五十年来国事丛谈》发表《申报》五十周年特刊。

2、张国淦《北洋述闻》:“表面看来,此次兵变是在威吓专使,阻止袁世凯南下,但据了解内幕的人说(徐世昌亦这样说),实际情形还不只是这样。据说,这事是袁克定做的。他感觉南方民党不好对付,原计划怂使第三镇到清宫里去把宣统赶走,立刻就把袁世凯拥到宫里去做皇帝。但何以没有这样进行呢?因为清帝退位后,守卫宫门仍是禁卫军,这一部分军队是冯国璋所率领的。策动这次兵变的人不能和冯直接谈这事情的(当宣布共和之前,冯国璋召集全部官兵讲话,以身家性命担保两宫安全及及尊号仍存不废,所以他当时还不能走这条路)。由于第三镇和禁卫军方面没有接头,所以兵变一到东华门即遭禁卫军抵御,因之没有能进宫,整个计划也就没有实现。为什么他们能鼓动第三镇这样做呢?因为这一部分军队才从前线打仗回来,自以为是有大功的。军队上前线的时候都是每月发双饷,但回来以后,双饷被陆军部给裁了,他们不平,所以容易鼓动。北京兵变以后,天津、保定也继之而起,到处鸣枪焚掠,商民遭受巨大损失。张一麐《五十年国事丛谈》有下列一段的记载可以印证。”(笔者按:“下列一段”即笔者上述张一麐文)

张国淦,清代历任内阁中书、考察政治馆馆员、黑龙江交涉局总办、内阁统计局副局长等。宣统辛亥年,曾以唐绍仪随员身份参加南京议和。民国后历任国务院秘书长、总统府秘书长、教育总长、农商总长、司法总长、黑龙江省长等职。

3、袁克文《辛丙秘苑》:“是日,予以友人之招出城小酌,薄暮,归至东长安街,即闻枪声。询之警察,尚谓时近灯节(笔者按:当天系阴历正月十二日),必人家所放花炮也。车前行,枪声益近,其声烈,殊不类花炮,予心知有变,令御者疾行。至石大人胡同,守兵见予服西服,不令入,盖先公时居外交部公所,即此胡同也。正俄延问,弹自后至,碎予车灯,御者急转车入煤渣胡同,弹复续至,幸马疾奔,未为所中。予谓御者曰:‘既不能归邸,可至交民巷英使署,一询何变。’乃至英使署,途中尚无阻者,晤英使朱尔典。朱亦闻枪声而未悉何变,延予坐待,命其参谋往探。少顷,探归报朱,朱谓予曰:‘兵变,焚掠街市,总统府无恙,总统亦安,君可勿虑。惟街市已不能通行,君可寓此,乱定再归,予已遣人报尊公知矣。’……至晨,枪始渐息,乃别朱归邸。先公亦终夜不眠,见予叹曰:‘予练兵三十年,威信一旦丧矣。’予曰:‘军属部久矣,兵非故兵,将非故将,虽有一二旧部,又无实权。今大人帅军方数月,不及整布,岂能损大人之誉耶?惟彰德为家所在,男有守责,恐为牵动,男何以对祖先!’先公曰:‘尔明日返,因机制宜,予心已碎于国事,不能问家事矣。’”

袁克文,袁世凯次子。清末任法部员外郎,民国后历任清史馆纂修、总统府统率办事处陆军总稽查等职。《辛丙秘闻》连载于民国九年(1920)上海《晶报》。他说北京之兵变,多酿于段芝贵等之流疏玩慢纵;保定之兵变,则由于曹锟之骄贪淫虐;天津之兵变,则成于张镇芳之昏悖怯懦。

4、蔡元培《告别京津同胞宣布欢迎袁世凯南下就职之经过》:“培等二十五日到北京即见袁公,二十六日又为谈话会,袁公始终无不能南下之语,且于此两日间,与各统制及民政首领商留守之人,会诸君尚谦让未遑,故行期不能骤定。……无何而有二月二十九日夜中之兵变,三月一日之夜又继之,且蔓延于保定天津一带。夫此数日间袁公未尝离京也,袁公最亲信之将士,在北京自若也,而忽有此意外之变乱,足以证明袁公离与否,与保持北方秩序非有密切不可离之关系。然自有此变,而军队之调度,外交之应付种种困难,急待整理,袁公一日万机,势难暂置,于是不得不与南京政府协商一变通办法。”(《辛亥革命实绩史料汇编》)

民国元年二月下旬,南京临时政府、临时参议院派蔡元培、宋教仁、汪精卫到北京欢迎袁世凯南下就职临时大总统。值二月二十九日北京兵变事发,蔡元培特作上文以告。

其他“北京兵变”说不再赘述。

        民国十七年(1928),民国政府南迁,改京兆为北平,置北平特别市。不久,河北省政府迁入北京并辖原京兆二十县。原西城之宛平县衙署、东城之大兴县衙署分别迁于卢沟桥与黄村。民国二十年(1931)北平特别市改为北平市。日伪时期八年,称北京市。抗战胜利后,复名北平市,直至民国三十八年(1949)。

公元194910月改元,号中华人民共和国。改北平市为北京市,并定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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